歷史宿怨與信仰之爭
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緊張關系，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根植於深厚的歷史變遷、地緣政治考量以及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要理解以色列 伊朗 開戰 原因，我們必須回溯到兩國關系從合作走向徹底決裂的關鍵轉折點。
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即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與以色列曾保持著一種互利共生的關系。盡管伊朗官方層面並未完全承認以色列，但兩國在幕後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尤其是在情報、安全和經濟領域。例如，以色列曾向伊朗出售武器，並提供農業技術援助。伊朗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非阿拉伯盟友，共同制衡阿拉伯民族主義和蘇聯的影響力。彼時的伊朗，是一個世俗化的君主制國家，奉行親西方政策，這與以色列的戰略利益不謀而合。這種合作，雖然不為大眾所熟知，卻為兩國在特定時期的戰略默契奠定了基礎。
然而，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爆發，徹底顛覆了這種脆弱的平衡。霍梅尼領導下的伊朗，從一個親西方的世俗政權轉變為一個以什葉派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神權國家。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將「反帝反殖」作為其核心外交政策，而以色列則被視為美國在中東的「橋頭堡」和「非法佔領者」。霍梅尼將以色列稱為「小撒旦」，並呼籲解放耶路撒冷。自此，伊朗的外交政策將支持巴勒斯坦事業和反對以色列作為其核心支柱之一。這種意識形態的根本性轉變，使得兩國關系從隱性合作急轉直下，走向了公開對抗。
這種對抗的深層基因，在於猶太復國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兩種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對立的意識形態。猶太復國主義主張猶太民族在故土建立和發展民族家園的權利，其核心是確保猶太民族的生存和安全。以色列的建國，被其支持者視為這一理念的實現。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特別是霍梅尼主義，則認為以色列的建立是對伊斯蘭聖地的侵犯，是對穆斯林土地的非法佔領。在伊朗伊斯蘭革命的語境下，以色列的存在本身就被視為一種不公正和壓迫，必須予以反抗和消除。這種意識形態上的不兼容，導致兩國對彼此的認知都帶有「生存威脅」的標簽。
以色列將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政權視為對其國家生存的根本性威脅，這不僅僅是因為伊朗的言語威脅，更是因為伊朗在地區內積極扶植和支持反以色列的武裝力量，例如黎巴嫩真主黨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以色列認為，伊朗的核計劃、導彈能力以及其在敘利亞、黎巴嫩等地的軍事存在，都是為了最終實現其消滅以色列的目標。例如，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曾多次公開表示，以色列將在25年內不復存在，這無疑加劇了以色列的生存焦慮。
反之，伊朗也視以色列為一個對其地區主導地位和伊斯蘭革命成果構成威脅的實體。伊朗認為，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的代理人，其軍事力量和情報活動旨在顛覆伊朗政權，阻礙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擴展。伊朗的革命衛隊將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摩薩德視為其主要敵人之一，並指責以色列對伊朗核科學家進行暗殺，對伊朗核設施發動網路攻擊。例如，2020年伊朗首席核科學家法赫里扎德在德黑蘭附近遇刺身亡，伊朗就公開指責以色列是幕後黑手，這進一步加劇了兩國之間的敵意和不信任。
因此，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沖突，不僅僅是簡單的地緣政治博弈，更是一場深刻的意識形態之爭。這種根深蒂固的敵意，使得任何潛在的摩擦都可能迅速升級，成為影響整個中東地區穩定的關鍵因素。
核陰影下的博弈與代理人戰爭
在以色列與伊朗的復雜關系中，伊朗的核計劃無疑是兩國緊張局勢的核心驅動力之一。以色列將伊朗獲取核武器的能力視為對其國家安全的「生存威脅」，並因此奉行「預防性打擊」的邏輯。同時，兩國避免直接沖突，而是通過支持地區代理人進行非對稱對抗，將沖突外溢化、復雜化，形成了中東「代理人棋局」。
伊朗核計劃的威脅與以色列的「紅線」
伊朗堅稱其核計劃是用於和平目的，如發電和醫療同位素生產，但其鈾濃縮活動和對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檢查的限制，引發了國際社會，特別是以色列和西方國家的嚴重擔憂。以色列認為，伊朗的核計劃一旦成功，將徹底改變中東地區的戰略平衡，並對以色列構成無法承受的威脅。以色列的歷史經驗，如1967年「六日戰爭」和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面臨的巨大挑戰，使其對任何可能威脅其生存的外部力量都保持高度警惕。
以色列的「預防性打擊」邏輯源遠流長，其核心是「貝京主義」（Begin Doctrine）。該主義得名於前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他曾在1981年下令空襲伊拉克奧西拉克核反應堆。以色列的理由是，不能允許敵對國家擁有核武器，即使其聲稱用於和平目的。2007年，以色列再次對敘利亞代爾祖爾附近的一處疑似核設施進行了空襲，進一步印證了其預防性打擊的決心。對於伊朗核計劃，以色列的立場一貫強硬，多次表示「所有選項都擺在桌面上」，暗示不排除採取軍事行動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以色列認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可能會 embolden 其代理人，甚至敢於對以色列發動直接攻擊，從而打破地區脆弱的和平。
國際社會曾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伊朗核問題。例如，2015年伊朗與P5+1（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達成了《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即伊朗核協議。該協議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能力，以換取國際社會解除對其制裁。然而，美國在2018年退出JCPOA並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導致協議瀕臨崩潰，伊朗也逐步突破了協議對其核活動的限制，進一步加劇了核擴散的風險和以色列的擔憂。
復雜多變的代理人戰爭
由於以色列和伊朗都不願直接爆發全面戰爭，因為這將帶來無法預測的災難性後果，兩國轉而採取了「代理人戰爭」的策略。通過支持地區內的非國家武裝團體，雙方在不直接交戰的情況下，消耗對手、擴大影響力。
黎巴嫩真主黨：真主黨是伊朗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代理人。它是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後，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黎巴嫩什葉派社區扶植和訓練起來的。伊朗向真主黨提供大量的資金、武器（包括火箭彈、反坦克導彈和無人機）以及軍事訓練。真主黨不僅是黎巴嫩一個強大的政治和社會組織，更是一支擁有數萬名武裝人員、裝備精良的軍事力量。它在黎巴嫩南部與以色列接壤的邊境地區部署重兵，並擁有大量指向以色列的火箭彈和導彈。2006年，以色列與真主黨爆發了長達一個月的戰爭，真主黨的火箭彈能夠深入以色列腹地，給以色列造成了嚴重損失，也證明了其作為伊朗代理人的強大能力。真主黨的存在，對以色列構成了北部邊境的永久性威脅，以色列經常對其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武器運輸進行空襲，試圖削弱其力量。
哈馬斯與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在加沙地帶，伊朗也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提供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盡管伊朗與哈馬斯在敘利亞內戰問題上曾出現分歧，但伊朗對巴勒斯坦事業的長期支持使其繼續向這些組織提供資金和武器。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更是被廣泛認為是伊朗在加沙的直接代理人，其武器裝備和軍事訓練與伊朗革命衛隊有直接聯系。這些組織利用伊朗提供的火箭彈和簡易爆炸裝置對以色列發動襲擊，迫使以色列投入大量資源進行防禦和反擊。例如，近年來加沙地帶頻繁爆發的沖突，往往涉及這些組織對以色列的火箭彈襲擊，以及以色列對加沙的空襲報復。
敘利亞境內的什葉派民兵：敘利亞內戰爆發後，伊朗為了支持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向敘利亞派遣了大量軍事顧問，並扶植和訓練了眾多什葉派民兵組織，如「法蒂米永旅」（由阿富汗什葉派組成）和「宰納比永旅」（由巴基斯坦什葉派組成）。這些民兵組織在敘利亞境內與敘利亞政府軍並肩作戰，打擊反對派武裝和極端組織。然而，以色列將伊朗及其代理人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視為對其北部邊境的直接威脅，擔心伊朗會在敘利亞建立永久性軍事基地或陸路走廊，以便更便捷地向真主黨輸送武器。因此，以色列頻繁對敘利亞境內的伊朗目標和武器運輸線進行空襲，試圖阻止伊朗在敘利亞的軍事集結和影響力擴張。這使得敘利亞成為了以色列和伊朗之間「影子戰爭」的重要戰場。
葉門胡塞武裝：盡管葉門胡塞武裝並非以色列和伊朗直接對抗的代理人，但伊朗對胡塞武裝的支持，使其能夠對紅海航運和沙烏地阿拉伯構成威脅，從而在中東地區製造更多的不穩定因素。胡塞武裝曾使用伊朗提供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沙特石油設施和阿聯酋目標，這不僅影響了全球能源市場，也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這種間接的地區影響力投射，也符合伊朗牽制對手、擴大戰略縱深的目標。
通過這些代理人，以色列和伊朗在沒有直接宣戰的情況下，進行了激烈的軍事和情報對抗。這種「代理人棋局」的復雜性在於，它使得沖突的邊界模糊不清，任何一個小規模事件都可能在地區內引發連鎖反應，甚至將其他國家捲入其中。這使得預測和管理以色列 伊朗 開戰 原因變得異常困難。
大國博弈的棋盤與中東的「多米諾骨牌」
以色列與伊朗的潛在沖突，絕非兩國之間的簡單對抗，而是鑲嵌在一個更為宏大的國際地緣政治棋盤上。大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博弈，以及各自利益的考量，深刻影響著以伊關系的走向，並可能在中東地區引發一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帶來難以預料的全球能源和經濟沖擊。
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轉向與影響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外部力量，扮演著地區安全保障者和主要調停者的角色。美國與以色列保持著特殊的盟友關系，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和外交支持，將其視為中東地區重要的戰略資產。同時，美國也曾是伊朗核協議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然而，近年來美國在中東的戰略重心發生了顯著變化。例如，特朗普政府時期退出伊核協議，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這使得伊朗與美國的關系跌入冰點，也間接加劇了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緊張關系。拜登政府雖然試圖恢復伊核協議，但進展緩慢，且其「印太戰略」的提出，表明美國正將更多戰略資源轉向亞洲，這使得中東地區的一些國家開始重新評估自身安全，並尋求新的地區平衡。
美國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使得以色列在對抗伊朗時擁有了強大的後盾。例如，美國每年向以色列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並支持以色列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立場。然而，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收縮，也使得地區盟友感到了一定程度的不安，促使它們尋求多元化的外交和安全選擇，甚至促成了部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的正常化，例如《亞伯拉罕協議》的簽署，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地區力量格局，也給伊朗帶來了新的戰略壓力。
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角色與地區影響力
俄羅斯自2015年軍事介入敘利亞內戰以來，成功地穩固了阿薩德政權，並極大地提升了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俄羅斯在敘利亞擁有軍事基地（如赫梅米姆空軍基地和塔爾圖斯海軍基地），這使其能夠將軍事力量投射到地中海和中東腹地。俄羅斯與伊朗在敘利亞問題上是盟友，共同支持阿薩德政府。然而，俄羅斯與以色列也保持著復雜的合作關系。以色列多次空襲敘利亞境內的伊朗目標和真主黨武器運輸線，俄羅斯對此通常採取默許態度，不予干涉，但也會在某些時候協調以避免誤傷其在敘利亞的軍事人員。這種微妙的平衡反映了俄羅斯在中東的實用主義外交，它試圖在不同地區行為體之間保持影響力，以最大化自身利益。
俄羅斯利用以伊沖突的緊張局勢，提升了其作為地區調停者的地位。例如，在敘利亞問題上，俄羅斯經常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間進行斡旋，以確保其戰略利益不受損害。俄羅斯還向伊朗出售先進武器系統，例如S-300防空導彈系統，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伊朗的防禦能力，也使得以色列在考慮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時必須更加謹慎。
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對地區平衡的影響
中國在中東地區扮演的角色與美俄有所不同，其主要驅動力是經濟和能源安全。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進口國，中國對中東地區的穩定有著巨大的需求。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加強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其中中東地區是重要的樞紐。中國與伊朗保持著密切的經濟關系，伊朗是中國重要的石油供應國之一。例如，盡管受到美國制裁，中國依然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買家。中國企業也積極參與伊朗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中國也與以色列在科技、創新等領域開展合作，例如，以色列是「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創新中心，中以兩國在技術、農業、水資源管理等領域有廣泛的合作。
中國在中東奉行不幹涉內政的原則，但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使其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中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是確保能源供應的穩定和「一帶一路」項目的順利推進，這意味著中國需要一個相對和平和穩定的地區環境。因此，中國在以伊沖突中傾向於呼籲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分歧，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例如，中國積極參與了伊核協議的談判，並一直呼籲各方遵守協議。近年來，中國成功促成了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這被視為中國在中東發揮建設性作用的一個重要標志，也為緩解以伊緊張關系提供了一線希望。
地區連鎖反應與潛在的全球沖擊
如果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沖突升級為全面戰爭，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並可能引發一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波及整個中東乃至全球。
首先，地區穩定將受到嚴重沖擊。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可能成為沖突的直接戰場，這些國家本已脆弱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將面臨崩潰的風險。例如，黎巴嫩的真主黨可能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火箭彈襲擊，引發以色列的猛烈報復，導致黎巴嫩再次陷入戰火。敘利亞境內的伊朗系民兵和以色列軍隊之間可能爆發更大規模的沖突，使得敘利亞內戰更加復雜化。
其次，全球能源市場將受到嚴重擾動。中東是全球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氣產地，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要道。如果以伊沖突導致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或航運受阻，將導致國際油價飆升，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沖擊。例如，2019年沙特阿美石油設施遇襲事件，曾導致國際油價短期內大幅上漲，而一場全面的以伊沖突將遠超其影響。全球供應鏈也將受到波及，因為許多貨物需要通過中東地區的航運線路。
再者，人道主義危機將進一步惡化。大規模沖突可能導致新的難民潮，加劇周邊國家和歐洲的難民接收壓力。基礎設施被毀，醫療系統崩潰，將給當地民眾帶來深重苦難。
最後，大國之間的博弈將更加復雜。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等大國將被迫在中東沖突中採取更明確的立場，這可能加劇大國之間的競爭，甚至引發更廣泛的國際對抗。例如，如果美國和伊朗直接發生軍事沖突，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外交壓力，並需要在各自的戰略利益之間進行權衡。
總而言之，以色列與伊朗的潛在沖突，是歷史、地緣、信仰和意識形態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產物。大國在中東的復雜博弈，使得這一地區充滿了不確定性。理解以色列 伊朗 開戰 原因，對於預判地區局勢，並尋求和平解決之道，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國際社會需要共同努力，通過外交和對話，避免這一地區陷入更深重的災難。